1948年夏天怎么开通股票杠杆，南京城的气氛压抑到了极点。
彼时，国民党军在战场上一溃千里、损兵折将，蒋介石震怒，继而引发了国民党高层巨变，陈诚退位，顾祝同接棒国防部参谋总长，郭汝瑰回任国防部第三厅厅长。
郭汝瑰
表面上看，郭汝瑰是陈诚的亲信，顾祝同对他青睐有加，蒋介石也十分信任他，实际上他是中共地下党员，是我党安插在国民党心脏的一把尖刀。
早在抗战结束前夕，郭汝瑰就重新跟组织接上了头，组织专门派遣任廉儒与他联络，1946年他还四次拜会董必武，信仰之塔最终建立。
此后四年，郭汝瑰至少上百次与任廉儒接头，提供了无数具有重大价值的情报，让国民党损失了大量兵力，在各大战场一败涂地。
郭汝瑰进过黄埔，上过陆大，还留学过日本，顶着蒋介石嫡系“黄马褂、绿头巾”的头衔，看似拥有双重保险，实际上他本人常居安思危，这个其实很好理解，很多作战计划都是他制定的，却极少取得胜利，难免遭到怀疑。
事实上，很早就有人怀疑郭汝瑰，比如杜聿明。
杜聿明作为蒋介石的铁杆亲信，军事才能不错，是赫赫有名的抗日名将，看人也很精准，他强烈怀疑郭汝瑰是“共谍”，但苦于没有真凭实据。
另一个怀疑郭汝瑰身份的是老牌特工邓文仪，1947年2月莱芜战役结束后，一名从山东逃回来的军官告诉他，“郭汝瑰是共谍，有通共行为！”
邓文仪不敢怠慢，马上找到杜聿明，但口说无凭，杜聿明还无法扳倒郭汝瑰，只能多留意郭汝瑰的言行举止。
杜聿明还专门就此事找到顾祝同，但顾祝同对郭汝瑰极其信任，根本没当回事，不久之后还保荐郭汝瑰回任国防部第三厅厅长。
事实上，对于担任国防部第三厅厅长这件事，郭汝瑰并不那么热衷，原因很简单，第三厅要直接听命于国防部参谋次长刘斐，刘斐是白崇禧担任国防部长时安排进来的人，与他积怨很深，他不想在刘斐手下当差。
为此，郭汝瑰找到顾祝同，婉拒担任第三厅厅长，顾祝同却认为他是唯一合适的人选，便说，“你是兵家，先把仗打好再说”，此话一出，他便不好再说什么。
不过话说回来，郭汝瑰担任主管作战计划的第三厅厅长，对于获取情报还是有很大便利的，但刘斐的存在却是一种掣肘，他心里便开始盘算，如果能找个机会搞掉刘斐，那就太好了。
机会出现在1948年6月，豫东战役爆发，郭汝瑰制定好了作战计划，按照原计划，区寿年、黄百韬、邱清泉三大兵团近三十万人将撤回徐州固守，但作战计划最后被刘斐改了，改成了区寿年兵团守雎县，结果遭到华东野战军包围，只坚持了几天便全军覆没，区寿年还被俘虏，而赶来救援的黄百韬兵团也差点遭受灭顶之灾。
豫东战役，国民党军一战损失五万余人，可以说丢人丢到家了。
郭汝瑰看到战报的时候，眼珠子就要蹦出来了，他嗅到了一个扳倒刘斐的好机会：如果能将战败的责任扣到刘斐头上，刘斐就在劫难逃了，参谋次长的位置是肯定坐不稳了。
于是，郭汝瑰打算向蒋介石打报告，趁机搞掉刘斐，但转念一想，刘斐亲手葬送5万国军，这件事有些不寻常，毕竟一个在战场上摸爬滚打了几十年的老江湖，难道不知道让区寿年守雎县会造成什么结果？万一刘斐是同志，是故意葬送区寿年兵团，自己岂不是要坏大事了？
带着这个疑问，郭汝瑰决定暂时按兵不动，先观望一下，确认刘斐的真实身份再说。
刘斐对郭汝瑰很了解，隐隐觉察到郭汝瑰可能要搞自己，便感到有些担心。
别看刘斐经常跟郭汝瑰在作战会议上吵架、对骂，关系差到极点，但本能告诉他，郭汝瑰干的事情可能跟自己一样，万一相互误伤，就不好了。
一天，刘斐下班时路过郭汝瑰的办公室，他见四下无人，郭汝瑰正在加班制定作战计划，便站在门口说：
这场大革命，天要翻，地也要翻！
刚说完，刘斐就迅速离开了。
短短十几个字，让郭汝瑰愣在原地，他一听声音就知道是刘斐，不禁思绪万千：如果刘斐真的是蒋介石的死忠，怎么会有这番革命论调？难道他跟自己一样，都是共产党的人？
郭汝瑰心里很乱，那一晚他辗转反侧、彻夜未眠，第二天一大早便来到交通站找任廉儒，询问刘斐是否是自己人。
我们都知道，地下工作者一般是单线联系，不发生横向关系，也就是说，即便刘斐和郭汝瑰真的是同志，他们也互不清楚对方的真实身份。
但是，作为联系人的任廉儒，是知道郭汝瑰和刘斐的真实身份的，只不过出于保密原则，他不能明说。
任廉儒见郭汝瑰有此疑问，大概猜到怎么回事，为了避免相互误伤，便说了一番意味深长的话：
如果你摸不清楚刘斐，最好不要下手！
任廉儒话说得模糊，但郭汝瑰一听就知道怎么回事，他没有接话，而是转身离开。
回去之后，郭汝瑰当作什么也没发生，继续配合刘斐的工作，暗地里观察蛛丝马迹，但他越查越糊涂：说他是蒋介石的忠臣，他的作战计划常常让国民党吃瘪；说他是“共谍”，却没有发现他跟谁联系过，又传递了什么情报。
刘斐的真实身份扑朔迷离，到底是不是同志，郭汝瑰一时无法确认，但有一件事可以确定，他跟刘斐的目的一样，他的作战计划不断将国民党引入解放军的包围圈，刘斐也是这么做的，只不过方式方法不一样。
所以，刘斐到底是不是同志，这个不重要，只要两人目的一致就行。
相比较而言，刘斐是藏得更深的那个人，郭汝瑰却多次遭到怀疑，尤其是杜聿明，一直对他紧追不舍。
淮海战役期间，杜聿明汇报军情时，每次都要求郭汝瑰回避。
有一次蒋介石召开军事会议，杜聿明将矛头直指郭汝瑰，说郭汝瑰的作战计划就是把国民党军往解放军的包围圈里赶，甚至拉着蒋介石到小会议室单独汇报，说郭汝瑰肯定就是“共谍”，蒋介石问他有何根据，他回答说：
郭小鬼清廉得让人难以理解，一不好女色，二不贪财，甚至连家里的沙发都打上补丁，言行作风很像是共产党员。
蒋介石听了很生气，回怼杜聿明说，“你是说我国民政府官员都是到处捞银子的吗？”
尽管如此，蒋介石还是派蒋经国调查郭汝瑰，有一天中午蒋经国突然造访郭汝瑰家，发现沙发上打了补丁，桌子上只有几盘素菜，书架上只摆着几本兵书和作战笔记，家里破破烂烂，回去之后便告诉蒋介石，郭汝瑰两袖清风，饱读兵书，节俭作风属实。
自那之后，蒋介石便对郭汝瑰深信不疑，郭汝瑰的地位也越来越稳固。
不过，郭汝瑰还是差点暴露。
有一次，杜聿明逮捕了替郭汝瑰传递情报的地下党员王葆真，试图从王葆真口中撬出郭汝瑰是共产党的证据，但他用尽酷刑，直到王葆真被处决，王葆真都只字未说。
反观刘斐，从没有人怀疑过他是“共谍”，这得益于他与李宗仁、白崇禧的特殊关系，大家在审视他的时候，只当他是桂系出身的将领，反对蒋介石情有可原，根本没把他跟“共谍”联系在一起。
当然了，刘斐行事谨慎，为人处世圆滑，懂得保护自己，也是他始终未暴露的原因之一。
郭汝瑰和刘斐这两个虽为同志、却时常互掐的两个人，最终殊途同归。
三大战役结束后，郭汝瑰以作战不利为由，请求下放到72军当军长，得到蒋介石同意，蒋介石的的意图是让他打造出一支精锐部队，以防守四川大后方，他则利用关系搞了大批武器装备，将72军打造成四川四个机动主力军之一，蒋介石非常高兴，又升他为22兵团司令。
直到解放军进军西南，郭汝瑰率72军在宜宾起义，蒋介石才如梦方醒，大呼“没想到郭汝瑰是最大的共谍！”
与郭汝瑰相比，刘斐的路子完全不同。
1949年1月蒋介石下野后，李宗仁出任代总统，为了实现划江而治的构想，他派了一个代表团到北平与共产党谈判，刘斐恰在其列。
在北平，刘斐与毛主席见了面，大有老乡见老乡之感。
谈判破裂当天，刘斐直言不讳地对黄绍竑说：
李宗仁想划江而治，没门；船都漏水了，还谈什么半壁江山？
几周之后，李宗仁发电报催促刘斐回去，刘斐却跟黄绍竑等人转道去了香港，8月又与黄绍竑等44人在香港联名通电起义，宣布脱离国民党反动集团。
刘斐发出电文时，郭汝瑰还未起义，但他对刘斐的疑惑却烟消云散：不管刘斐是不是同志，立场已经说明一切。
郭汝瑰和刘斐，前者选择带着有生力量起义，在削弱国民党军、壮大解放军的同时，打开了四川的东大门，可以说来了个华丽转身；刘斐则选择在政治上痛击国民党军，用起义的方式发出一声呐喊，号召更多人像他一样脱离蒋介石。
对于郭汝瑰和刘斐，国民党方面事后说他们是“致命的叛徒”，老牌特工文强在功德林监狱关押时甚至说他们是导致国民党失败的“罪魁祸首”。
那么，郭汝瑰和刘斐潜伏期间分别扮演了什么角色呢？
总结而言，郭汝瑰主要负责向解放军提供国民党内部态势和作战计划，把国民党往解放军的包围圈里引，帮解放军对国民党军进行包围；刘斐作为郭汝瑰的上级，虽然可以对作战计划的制定实施影响，但他主要负责以桂系身份影响高层决策，使蒋介石和桂系关系不断恶化，从内部瓦解国民党。
试想一下，如果郭汝瑰真的搞掉刘斐，且不说造成的损失有多大，单说刘斐垮台后，以蒋介石的警觉性，肯定会对第三厅进行全面调查，到那时郭汝瑰能否独善其身，还很难说。
好在刘斐的警惕性强，适时给郭汝瑰以暗示，郭汝瑰则保持克制和怀疑，及时找任廉儒求证，这才避免了一场灾难。
50年代，郭汝瑰曾在北京与刘斐短暂见过一面，他们没多说话，据旁人回忆，当时刘斐向郭汝瑰抬手致意，郭汝瑰则回敬军礼，前后不过数秒。
一切尽在不言中。郭汝瑰和刘斐知道怎么开通股票杠杆，他们都是最终胜利者，选择用低调的方式致敬对方，是他们作为职业军人和隐蔽战线勇士的身份使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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