多发性骨髓瘤（MM）作为一种典型的老年性血液肿瘤，在我国成人血液肿瘤发病率中高居第二位，仅次于淋巴瘤。随着全球老龄化进程的加速，这个被称为“银发血液杀手”的疾病，正日益受到全社会的关注。近日低息股票配资代理，暨南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血液科主任钟立业教授接受南方+记者采访时指出，多发性骨髓瘤迈向“功能性治愈”的征程中，医患之间的紧密配合是关键。
老年高发的隐匿杀手
在中国，每10万人中约有1.6个多发性骨髓瘤患者，发病年龄多为60岁以上，且发病率呈逐年增高趋势。值得注意的是，有数据显示中国患者平均发病年龄为57岁，较欧美国家年轻了5-10年。
身为恶性肿瘤，多发性骨髓瘤的特殊之处在于其破坏的隐匿性——它不像常见肿瘤那样会形成明显肿块，而是在悄无声息中侵蚀着患者的骨骼与脏器功能。钟立业教授用生动的比喻解释其发病机制：“若将人的身体比作一个社会，体内的浆细胞原本扮演着维持‘治安’的角色，它们会自主制造守护健康的‘武器’（即蛋白）。当个别浆细胞发生异变时，在初期可能不会对‘社会治安’造成明显影响。但当异常浆细胞大量增殖，产生过量单克隆蛋白时，便会引发免疫力低下、肾损伤及致命性骨折等一系列严重问题。”
“而且多发性骨髓瘤对脏器的损害不容忽视，有些患者虽生命体征稳定，却因肾功能不全需要终身血透维持生命；还有些患者因出现压迫性骨折需长期卧床，更有甚至因腰椎塌陷而导致瘫痪。”钟立业教授分享道。
令人欣慰的是，目前多发性骨髓瘤的多款药物已经纳入国家医保支付体系，还有更多惠民保险及商业保险提供多层次保障。“从卫生经济学角度看，规范治疗这类患者能够减轻整体医保的支付压力。”钟立业教授进一步解释，“早诊早治是其治疗的关键所在，若能在疾病早期及时发现，通过科学干预避免患者进入血透阶段，不仅能提高患者生活质量，更能显著减少并发症带来的巨额医疗支出。”
早诊困难与复发管理挑战
多发性骨髓瘤的早期识别一直是临床诊疗的难题。“倒不是说会误诊，而是这种病早期很难发现，”钟立业教授坦言，该病存在一个缓慢演变的“意义未明的单克隆蛋白血症”前期阶段，这使得早期预警变得尤为困难。正因如此，如何突破早诊困境，为患者争取更有利的治疗时机，成为临床关注的焦点。
破解这一难题的关键，在于推广血清蛋白电泳这一有效的筛查项目，“这是个成本很低的检查，却能精准检测出异常蛋白的存在”。钟立业教授提到，复旦大学中山医院曾将其纳入常规体检的经验：“通过这种方式，筛查出了大量M蛋白升高的潜在患者。”遗憾的是，目前国内多数患者仍是在出现骨痛、肾功能衰竭等严重症状才确诊，往往已错过干预黄金期，这也凸显了尽早明确治疗方向的重要性。
对于多发性骨髓瘤的治疗，钟立业教授指出，其治疗目标是根除所有肿瘤克隆，尽可能获得并维持骨髓内外微小残留病（MRD）阴性，其中缓解深度是评估多发性骨髓瘤治疗疗效的重要指标。“整体而言，多发性骨髓瘤的治疗有两个黄金期，新诊断和首次复发阶段。这两个时期的治疗规范尤其重要，是患者获得深度缓解的关键时期。患者应优先选择可获得并维持MRD阴性的治疗药物，最大程度地获得深层缓解，患者的生存时间才能越长，生存质量也才更好，才有机会迈向‘功能性治愈’。”
然而，在“功能性治愈”实现过程中仍面临多重阻碍：多发性骨髓瘤具有高度异质性，部分高危患者存在“同病不同命”现象，不仅对药物原发耐药性，且“疾病的复发不可避免”。钟立业教授特别强调：“尤其年轻患者的病程往往更为凶险，俗话说‘事出反常必有妖’，这种多见于六七十岁老人的疾病，一旦发生在年轻人身上，病情通常会严重得多。”这意味着对于复发/难治类的多发性骨髓瘤患者，需要更精准有效的治疗手段。
目前对于复发/难治性多发性骨髓瘤患者，以双特异性抗体为代表的创新疗法展现出了突出优势。钟立业教授形象解释其机制：“它就像一只手牵着肿瘤细胞，另一只手牵着T细胞，然后像裁判一样把两者拉到一起，让T细胞主动攻击肿瘤细胞。”这种疗法的核心价值在于“即时可用”，无需经历CAR-T疗法复杂的的细胞制备过程，为病情危急的患者争取了宝贵时间。而要让这些治疗效果得以延续，患者的配合也至关重要。
患者的依从性是实现持久获益的基石。钟立业教授结合多年的临床观察强调：“严格的定期随访能帮助医生及早发现复发迹象，获得更长的生存时间。”
除了治疗中的配合，日常生活的科学管理同样不可或缺。多发性骨髓瘤患者的生活管理需遵循“三分治七分养”的原则。日常护理中，要重点防范感染，注意个人卫生，尽量避免前往人群密集场所；同时要特别注意骨骼保护，例如睡硬板床，避免剧烈运动和持重物，以防止骨折等情况。“那些充分信任医生并坚持规范治疗的患者，即使面对棘手的病情，也常能获得超预期的生存期。”钟立业教授最后强调。
南方+记者 严慧芳低息股票配资代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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